陈伯达传: 第六十九章 兵败庐山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叶群又说:“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叶群还说,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黄、吴、李、邱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林彪在“九大”当上“接班人”后,野心极度膨胀,急不可待地要抢班夺权。围绕争夺最高权力,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展开明争暗斗。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夕,在议论修改宪法草案时,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以草案中未写“天才”问题为由,同康生、张春桥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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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式上首先发言,别有用心地大讲天才问题。当晚政治局开会时,吴法宪抢先提出要对林彪的讲话讨论三天。会后林彪让林立果给他打电话:“你在政治局会议上提的意见很好。林总听了很高兴,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这使吴法宪得意非凡。

  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在林彪、叶群的布置下,吴法宪、陈伯达等林彪党羽纷纷出动,四下串联,在各小组会上大肆煽动,蒙蔽与会者,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林彪登场而鼓噪。8月25日,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上登出了陈伯达鼓吹设国家主席的发言。吴法宪立即起而响应。在西南组会议上,他宣读简报,并策划全组举手通过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毛泽东主席及时洞察了这一阴谋,意识到林彪一伙意在夺权。他当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马上收回登有陈伯达发言内容的简报。吴法宪得知这一消息,如遭当头一棒。他后来在自己供词中承认:“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9月1日,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号召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会议结束后,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夺权的图谋遭到惨败。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一同为林彪送行。在飞机上,由叶群导演,四人与林彪合影留念。同时,他们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下山前,8月27日下午,林彪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也曾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为他打气:“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又说:“林总在主席那里说话了,你的职务不会动。”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不知吴法宪这时是否想到了20多年前的那次打猎。他肯定意识到了这回他又装错了弹药,但这一次将崩掉的不会是一个手指头了。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一些日子,吴法宪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他有一种大难即将临头的感觉。他既想保住林彪这个靠山,又担心林彪会把自己作为替罪羊抛出去。在极度矛盾之中,他一度甚至想跳窗自杀,但被老婆拉住了。叶群闻讯,急忙打来电话,又是安慰,又是威胁,又是打气,吴法宪才勉强恢复镇定。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庐山会议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不得不向中央作检讨,以图蒙混过关。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愤然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见过。”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败亡的开始。林彪一伙在以“和平”方式夺权的企图破产后,便转而打算使用武力手段夺权。在林彪授意下,1970年10月,林立果在军内组织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1971年3月23日,他们制订了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图谋武装夺权,谋害毛泽东主席。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1971年8月8日晚,吴法宪和邱会作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宅,与叶群密谈,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点,吴法宪在被捕后这样交代: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8月8日晚上,开完政治局会议后,我们一起从大会堂直接到叶群家去,到叶群家时大约11点左右……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过关问题。首先我和邱会作提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可见,林彪、叶群此时以武力夺权的决心已定。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山雨欲来风满楼……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刑满出狱的吴法宪过上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因为那段特殊历史,连他写的字也成了“墨宝”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同各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林彪集团在得知毛泽东谈话内容后,下决心摊牌。9月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的手令。准备于旅途中谋害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的机警,谋杀计划未及实施被挫败。在政变图谋失败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9月13日仓皇乘飞机北逃苏联,中途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林彪叛逃几小时后,吴法宪和李作鹏、邱会作一同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他们得知了林彪逃跑的消息。这消息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声丧钟。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林彪叛逃后,周恩来即通过吴法宪下达了全国禁空令。这是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员最后一次执行公务。9月24日,他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在那里,吴法宪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同时被捕。等待他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涯。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录,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在关押期间,吴法宪开始有充分的时间反省自己的一生。他知道自己的罪行深重,但他求生的欲望更强烈。当他赫赫扬扬的时候,他想到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当他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想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孩子,他有五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女儿还在上学,但他没有想到是他曾把许多人搞得家破人亡,而那些人也有自己的妻子儿女。

  史敬棠告诉笔者,他当时只知道执行公务,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为什么急于要寻找这些关于“天才”的语录。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吴法宪写下了大量交代材料,交代了他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种种罪行。

  虽然史敬棠20来岁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毕竟只是做秘书工作,高层的政治风云对于他来说如同庐山迷雾一样难知真谛……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1980年11月,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带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面对一件件确凿的证据,一个个见证人的血泪控诉,吴法宪低下了头。他痛哭流涕地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所有受审人犯中,吴法宪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

  8月21日上午,林彪、叶群飞抵九江机场。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与林彪、叶群一起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这位“军委秘书”酷肖林彪。他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1982年,吴法宪被减刑,并允许保外就医,1987年正式获释,定居济南,他和妻子陈绥圻重新得以团聚,夫妻感情甚笃。吴法宪经常手挎菜篮,陪同妻子出入市场。中国的老百姓是宽厚的。人们并没有因为知道他是吴法宪而歧视他,因为年龄大,还常常得到买东西免予排队的优惠。吴法宪过上了一个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他虽已高龄,但身体尚好,思维仍然清晰,谈吐流畅,只是耳朵有点聋,与人交谈须靠助听器帮忙。他喜欢养花、钓鱼,据说自己在家中设一养鱼池,自养自钓,自得其乐。他还练起了书法,他的小篆写得不错,颇有些名气,常有书法爱好者来求字。闲时还夫妇相伴外出旅游,看看大好河山。吴法宪是否从这种生活中感到一种人性的复归呢?他曾经有过功,也有过罪,最终罪大于功。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历史是不会被忘却的。

  往常,陈伯达总往毛泽东那边跑。如今他已改从新主,朝林彪这边跑。林彪抵达庐山的当天下午,“理论家”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他本来是一个普通人,最终又作为一个普通人回到人群中间。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走完了他的一生。

  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们所说的“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便是张春桥。因为直接与毛泽东冲突,他们不敢;与江青、康生交锋,还不是时候;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便是张春桥。在他们看来,张春桥的腰杆还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敌”,兵家历来如此。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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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来了,“将”也来了,除了黄永胜留守北京之外,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前来林彪下榻之处密商。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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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        ※         ※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据吴法宪交代: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云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他一上庐山,就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往密切:“到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法草案修改后,主席如果批发,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到过我那住处一次,我又再重复这个话。”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翌日———8月22日,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夜。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常委会上似乎风平浪静。毛泽东重复他在中共九大召开时说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团结”,显然是针对着存在不团结的现象而说的。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周恩来则对明日大会开幕式怎么开,三项议程怎么安排,谈了具体的意见。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日下午3时举行开幕式。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中午,正准备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陈伯达的电话,要他立即去一下。据史敬棠对笔者说,他到了陈伯达那里,见陈伯达桌子上放着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陈伯达指着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口授了若干修改意见,要史敬棠当场按他的意思写成新的条文。写完后,陈伯达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后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改毕,陈伯达让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里一般,不知陈伯达为什么如此着急要拟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新条文。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雾中庐山拉开帷幕,原定3时开会,但直到3时45分才正式开始。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周恩来根据昨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在会上宣布三项议程,谈了会议时间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就在周恩来讲毕之后,林彪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一讲就讲了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那天上午,他就和叶群仔细研究了一番。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林彪在讲了一番堂而皇之的开场白之后,像往常一样,摆出“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的姿态,颂扬毛泽东,颂扬“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说着,说着,渐入“正题”。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林彪鼓吹了一番天才论之后,很含蓄地谈及了国家主席问题。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师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林彪所说的“国家元首”,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提法罢了。他的这段话,婉转地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林彪的这一席话,向毛泽东公开挑战。用“文革”的惯用语言来说,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的讲话,打的是颂扬毛泽东的旗号,骨子里却在那里反毛泽东。毛、林从“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虽然有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而林彪的这一突然袭击式的讲话,却是一个转折点。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        ※         ※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        ※         ※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24日的黎明,悄然来临,林彪的“将”和“相”们虽然忙了一夜,却早早起床了,他们处于亢奋之中。“副统帅”昨日一马当先,今日他们便要上阵厮杀了。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一早,叶群便把林彪的意思,转告“将”和“相”。她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叶群谈了以下“注意事项”: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导演”如此详细规定了“演员”们的台词以至表情,到了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演员”们一齐动作起来了。那份连夜赶印的论“天才”的语录,出现在各小组会会场。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陈伯达回忆说: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我是属于华北小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陈伯达当时是跳得最高的一个。他先是以“理论家”的架势,谈论了一通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光辉,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张春桥: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叶群在中南组,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吴法宪这位空军司令,在西南组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李作鹏在中南组,提出一系列的“有人”、“有人”,暗指张春桥:“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由于“副统帅”事先统一过口径,所以“相”和“将”们步调是那么的整齐,全线出击。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这期简报由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在24日晚10时多签发付印,25日晨向与会者分发。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24日晚,陈伯达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由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出来。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共24页,上万字,陈伯达作了精心修改。陈伯达把林彪原话中“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之类太刺眼的词句删去了,把“最高的一声号令”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

  ⑤同上。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        ※         ※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        ※         ※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又一个黎明到来了。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庐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注:这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坚持设国家主席)。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林彪听了秘书念简报,笑了。林彪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林彪的头脑热了。林彪的“相”和’将”们忙于加温。可是,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那是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找去,毛泽东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庐山的气候瞬息万变,25日上午,叶群获知重要情报:“十一楼”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据云,江青一见到毛泽东,就尖声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又据云,毛泽东让江青回去,只见张、姚……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毛泽东跟张、姚说些什么呢?叶群不得而知。不过,她猜得出来,张春桥是被“揪”的人,显然向毛泽东求救!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毛泽东如何“裁决”,将决定庐山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庐山会议将是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和陈伯达将大获全胜;倘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那……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组讨论。不过,毛泽东临时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会议。各组照旧讨论。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毛、林、周、陈、康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⑧同上书,第45页。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一回他们输了!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倘若从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动突然袭击,到25日下午毛泽东下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连头带尾,不过两天半时间,一下子便兵败庐山。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林彪集团丢盔卸甲,一蹶不振: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林彪———闷闷不乐回到住所,一声不吭,脸色刷白。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叶群———吩咐秘书道:“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陈伯达———如今回忆道:“‘揪’到我头上,始料不及!”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李作鹏———懊恼地说:“这下子麻烦了!”邱会作———从会议记录中撕下自己的发言记录。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刚刚还气壮如牛,转眼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        ※         ※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        ※         ※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根据档案所载,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26、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并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28日晚,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叶群打电话安慰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陈伯达自从25日之后,从未去过毛泽东那里,变得消息闭塞。他不知道毛泽东那里的动向。毛泽东这几日“沉寂”着。其实,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在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在考虑着如何“分割”林彪和陈伯达。林彪毕竟是“副统帅”、“接班人”、“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写入党章的。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倘若在庐山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虽然毛泽东明白陈依附林,林利用陈,林是头子,陈是军师,而林、陈不能一锅端,只可分而击之。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总攻击。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统帅”的地位。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后来,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泽东曾多次谈及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谈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陈伯达。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唯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②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③”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④”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谈话很简短。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在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毛泽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⑤

  正式发表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没有真实透露雾中庐山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直到一年以后发生“九·一三”事件,人们重读公报,才明白是暗示着批判了“天才”论和林彪、陈伯达的分裂主义。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⑥

  1989年9月20日,已经刑满的85岁的陈伯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前笔者采访他时,他一次又一次提到:“我的罪恶是重大的。”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完)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⑦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⑧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⑨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⑩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③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⑧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⑨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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